五年前，在杂志《La Repubblica》的一次采访中，斯特拉·切尔瓦西奥 (Stella Cervasio) 问乔治·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意大利哲学研究员的嘉宾，并展示了著作《Homo Sacer》的完整版)出于什么原因或巧合自 1996 年以来就再没有踏足那不勒斯。 我一直觉得这位哲学家的简洁回应很有启发性，他自然地声称他没有机会。 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我特地选择了 via Monte di Dio，这座建筑紧邻 18 世纪的塞拉迪卡萨诺宫，以拓宽和支持我对美术馆和馆长的景愿。

这座 18 世纪的建筑是建筑师费迪南多·圣菲利斯 (Ferdinando San Felice) 的作品，建筑的名字取自业主家族塞拉·迪·卡萨诺 (Serra Di Cassano)，该家族在 1799 年那不勒斯共和国的事件中经常被提及。 的确，大家对吉纳罗·塞拉（Gennaro Serra）的记忆是革命尾声中第一个被斩首的人，决定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及其记忆。 因此，正如多梅尼科·洛苏尔多 (Domenico Losurdo) 在一篇文章中所强调的那样，选择这座建筑作为意大利哲学研究院的总部，研究所创始人赫拉尔多·马洛塔 (Gerardo Marotta) 也表示这是作为一种精确的政治和司法行为，与寄生立场相反，但与欧洲首都（通常是该国创始历史事实的主角）的历史具有连续性。 因此，该研究院直接符合所参考城市的知识传统，它通过研究、学习以及国家和国际文化参与来提及、概述和寻求新的声望。

该建筑和它所在的社区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这么说当然有点轻率了，一个由被处决的革命者、第一批那不勒斯人和令人叹为观止景色组成的故事，在我看来，除了史学暗示和维吉尔式的历史末世论之外，它并不太有趣，但是这带来了一些迹象和姿态，再次引用阿甘本的话，那不勒斯在文化上并不贫穷，但杂乱无章，却又充满活力；他看不到意志的机会，无法实现目标，他对自己不活跃的做法有一种有趣而奇特的解释。 一个名字近乎亵渎的社区，这座建筑不仅是对保存旧东西焦虑的容器，而且还容纳了一个研究院，这一研究员撰写了关于当代研究的重要历史篇章。